欧阳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经过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重要论述高屋建瓴、气势恢宏，深刻阐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领导力量、胜利之本和历史贡献，再次印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的深刻道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战略与策略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改造世界、变革实践、推动历史发展的有力武器。”一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运筹帷幄中作出正确战略预判和政治决断的伟大实践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妄图“完全征服中国”。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等，率先举起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号召“工农武装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举行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同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积极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与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战争。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只有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才能夺取最后胜利。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及时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积极呼吁和全力以赴推动这一战线的建立，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毛泽东同志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全民族抗战的诚意。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广泛团结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如何抗战、怎样取得抗战的胜利，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关键问题。1938年，为了彻底澄清全民族抗战初期“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思想，坚定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毛泽东同志总结全民族抗战开始以来十个月的经验，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极具说服力地论证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同志科学地预见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日本虽横行一时，妄图独占中国，称霸世界，但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缺乏，经不起长期消耗，最怕持久战。毛泽东同志在持久战这个总的战略方针下提出了一整套具体战略战术和方针原则，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也为整个中国的抗战提供了科学的战略指导，成为抗战时期中国人民克敌制胜的强大理论武器。实践证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以正确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方针，为中国人民的抗战指明了总的方向，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因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大片领土失陷。中国共产党把敌后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领导敌后军民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许多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极大发挥了人民军队善于发动群众和打游击战的特长，为全民族持久抗战并夺取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敌后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充分揭示了敌后战场与抗日游击战的地位和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及满洲省委支持东北爱国官兵和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并派出大批干部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伪殖民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等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正如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百团大战更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这次战役，八路军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20余万人。至1940年12月初，敌后军民共毙伤日军20645人，俘虏日军281人；毙伤伪军5155人，俘虏伪军18407人；摧毁据点2993个，破坏车站37个，破坏铁路474公里，破坏公路1502公里。百团大战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以铁一般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力量”。抗日军民在山区、丘陵、平原、湖泊水网等地区，创造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歼敌方法，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蚕食”、“清乡”和“清剿”，使敌人真正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敌后游击战争歼灭和牵制敌人大量兵力，不仅给正面战场以有力支持，而且使敌后战场逐步发展为抗战的主战场。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在全国抗战中发挥了伟大的战略作用，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抗战的进程和结局。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坚持抗战，从时间上看，贯穿了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的全过程，贯穿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各个阶段。从空间上看，则遍布于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等不同区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实行民主政治，采取“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政策，使根据地成为抗战的战略基地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等党的组织，同国民党官员和将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地方实力派、华侨、文化教育界及工商界爱国人士等广泛接触，宣传团结抗日主张，扩大先进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在沦陷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工作方针，建立了沦陷区工作的领导指挥系统和党的组织，在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带动下，广大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出现了“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的生动局面。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这是对中国人民艰苦卓绝抗战历史的深刻总结，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贡献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关键作用的充分肯定。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的广泛统一战线。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从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出发，坚持、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在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牢牢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维护了国共合作大局，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团结抗日，积极动员和组织一切爱国力量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并通过深入的宣传发动与有力的组织动员，将分散的民众力量汇聚成全民族抗战的强大合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组织和引领群众参与抗战。1940年前后，仅晋察冀边区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员就达10万余人；仅1943年一年，山东根据地的妇救会就缝制军鞋150多万双、军装50多万套。这些群众组织虽然分工不同，但共同构建起“生产自救—后勤支援—兵员输送”的动员链条，为抗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并肩战斗，从东北的各少数民族，到华北著名的回民支队，再到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各地的少数民族，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来，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对华侨的抗日宣传工作，积极争取华侨援助抗战，鼓励华侨在抗日根据地投资兴办实业，影响和推动了华侨的抗日救国斗争。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各国驻华外交人员、新闻工作者以及有关外国军事机构进行积极接触，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许多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扩大了国际影响。

近代以后，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所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逐渐觉醒、民族精神不断升华的历史进程。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就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在抗日战争中就体现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有了主心骨，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中国当年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何以战胜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原因有很多，其中精神的力量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与横逆，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拯救民族危亡的最前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之中，铸就了伟大抗战精神，唤醒了民族意识，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励亿万中华儿女勇赴国难、浴血奋战，汇聚起气壮山河、无坚不摧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精神密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伟大抗战精神，表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面对深重的民族危难，中华儿女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抵抗外来侵略成为共同意志，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共同责任。“记住，咱们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了祖宗。”英雄母亲邓玉芬，教育孩子英勇抗日，她的丈夫和5个儿子前线杀敌、全部战死沙场。吉鸿昌临刑前写道：“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赵一曼留下“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绝笔。

伟大抗战精神，表现为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面对日本法西斯残暴行径，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浴血拼杀，以伤亡超过3500万人的巨大牺牲赢得伟大胜利。杨靖宇以“头颅不惜抛掉，鲜血可以喷洒”的坚定信念，为抗击日寇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国画大师齐白石坚守节操，不事敌伪，曾赋诗“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饕”，表达自己宁可饿死，也决不取悦敌人、卖国求荣的决心。

伟大抗战精神，表现为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无数中华儿女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奏响了一曲曲英雄壮歌。在残酷的斗争中，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涌现出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整师、整团、整营、整连、整排献身战火者并不鲜见。

伟大抗战精神，表现为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抗日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一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1937年，日本年工业产值是60亿美元，中国为13.6亿美元；日本年钢铁产量是580万吨，中国为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数是1580架，中国几乎为零……双方国力对比极为悬殊。然而，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战争多么残酷、牺牲多么巨大，中国人民从未动摇光复河山的坚定决心。

国魂不灭，国乃可立。从《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到《松花江上》、《长城谣》……一大批反映党的抗日主张、彰显民族精神、团结鼓舞人心的歌曲、电影、戏剧产生，在动员群众、打击敌人中发挥了强大作用。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伟大抗战精神激发出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远流淌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永不褪色的精神标识。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方向，成为捍卫民族尊严、实现伟大复兴的民族先锋，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我们仍然要做的就是，让抗日战争伟大胜利这一历史的火炬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和未来。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民族荣光，增强民族自信，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