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松　李熠

近代以来，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豆剖、虎视鹰瞵，使“救亡图存、重建国家”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制度建构，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下，顽强地创造出一套前所未有的治理体系。抗日根据地的制度建构，并非战时权宜之策，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进行的一场波澜壮阔的建国“预演”。这套制度化的治理体系以其惊人的创造力，将“抗战”与“建国”的历史使命熔铸于一体，为抗战胜利后创建一个新中国做了体制上的准备。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抗日民主政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全新形式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探索。

议行合一的参议会制。在民族危亡之际，唯有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新民主主义建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行参议会制度。边区参议会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区域的国民参政会，不仅是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民意机关，而且是拥有立法，选举、罢免、监督政府成员，审议政府预决算等职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边区参议会采取无阶级、职业、性别、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的“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边区政府和法院由参议会选举产生，并向参议会负责和报告工作。在组织架构上，形成以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制度为核心的完整民意机关和人民管理政权机关。这种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议行合一”的政权形式，不仅为边区民主政治提供了制度保障，更开辟了一条立足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道路，搭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体制的基本框架。

“三三制”政权的制度设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时，在人员构成上采取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的政策。这并非简单的席位分配，而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对政权阶级构成的革命性调整，以团结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使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都能参加民意机关活动和政权管理。这一制度设计确保了根据地政权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性。“三三制”在抗日根据地的全面推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更为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证，使中国共产党获得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和支持，也为战后中国民主政治进程提供了重要参照。

党的领导方式的制度革新。中国共产党在“三三制”下对政权的领导，并非依靠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实现。《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党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就是说，各地方党组织未被赋予凌驾于参议会和政府之上的权力。毛泽东强调说：“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这确立了党在民主政权中依法、依程序实施领导的基本原则，并在政权系统中得到贯彻落实。这种领导方式的制度化，确保了政权运行的相对独立性和高效性。

基层政权民主化与制度化建设。抗日根据地的稳固与发展，关键在于基层政权的有效组织与运转。各根据地彻底废除国民党统治区的保甲制度，普遍建立起区、乡两级（如陕甘宁）或区、乡、村三级（如晋察冀）新型基层政权体系，其核心是推行真正的民主自治。根据《晋察冀边区县区村暂行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组织条例》等，明确规定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为村级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其选举产生村政委员会（或称村公所），并赋予其管理村务、执行上级法令的权力。这种“一贯到底”的制度设计，缩短了政权与民众的距离，确保政策有效地上传下达和民众意愿的及时反馈，极大提升了根据地的行政效率和动员能力。例如，1943年5月，在应对日军对太行区发动“五月大扫荡”的紧急情况下，太行区凭借高效的基层动员，在短短三天内就完成了约30万民兵和自卫队的集结与部署。1944年陕甘宁边区的16万石公粮征收任务，也因基层组织的得力工作而提前两个月完成。这充分证明了新型基层政权在战时环境下所展现出的强大组织力和执行力。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经济封锁的不利条件下，抗日根据地确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建设总方针，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

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平衡各阶级经济利益。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减租减息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动员广大农民投入抗战的重大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实行“二五减租”（即原租额减少25%，如原交租1石，现只交7斗5升）和“分半减息”（即借贷年利率最高不得超过15%，俗称“一分半”息）。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对减租减息政策的原则和实施办法做出系统规定。减租减息法令全面推行后效果显著，削弱和限制了农村的封建剥削，使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生活得到改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根据地的军队和民兵都获得很大发展。以晋察冀边区为例，据1940年6月的统计，16个县的农民减租额达12290余石，减息额达32万余元（边币）。同时，减租减息政策成功地将经济斗争与政治团结结合起来，兼顾了地主、富农和农民的利益，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广泛的群众支持。

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劳动互助合作运动。面对日军的残酷“扫荡”和重重封锁，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场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蓬勃展开。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学校等单位自己动手发展生产，解决了所需经费的大部分。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屯垦为模范，1942年边区留守部队屯田的生产自给率最高达到82%。边区农民所交的公粮占其总收获量的比重逐年下降，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各根据地还大力提倡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采取变工队（如陕北的“唐将班子”）、运输队、互助组（如晋冀鲁豫的李顺达互助组）、供销合作等形式，普遍开展劳动互助合作运动。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度过了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最艰难困苦的岁月。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业政策。因处于偏远落后的农村环境，抗日根据地发展工业可动员的资源极其有限。按照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根据地的工商业主要是满足战时军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或对本地土特产品（如晋绥边区的土盐、晋察冀的土布、山东的黄金）进行加工和贸易，还有兵器制造和军械修理等。陕甘宁边区创建了自己的公营工业，到1944年，公营工厂发展超120家（如难民纺织厂、振华造纸厂、延安兵工厂、新华化学厂），涉及纺织、造纸、化工、军工等行业，职工总数超6000人。合作社工业颇有发展，至1942年延安工合事务所（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推动）管辖了41个合作社。私营工业得到保护与贷款支持。边区政府颁布劳动保护条例，规定了改善工人待遇（如实行8—10小时工作制）、保护工人权利和调整劳资关系的办法，既有利于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也照顾到雇主、资本家的合法利益。随着工业、手工业的发展，边区公营（如西北贸易公司）、合作社营和私营的商业贸易也有了较大发展。

经济统制与金融斗争。为有效应对日伪的经济掠夺与封锁，保障各根据地的基本供给，边区政府实施了严格的经济统制政策。如晋察冀边区1942年颁布出入口货物税则，对粮食、棉花、食盐、钢铁等战略物资实行专卖管理，严禁资敌。在金融领域，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银行，如陕甘宁边区银行（1937年10月成立）、晋察冀边区银行（1938年3月挂牌营业）、北海银行（1938年8月在山东成立）、冀南银行（1939年10月在山西成立）等，发行边币（陕甘宁）、边钞（晋察冀）、北海币、冀南钞等抗币，坚决打击日钞、伪钞（如伪“联银券”、“中储券”），逐步建立起统一的本币市场，并有效抵御了国统区法币恶性贬值对边区经济的冲击，维护了边区物价的相对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这对稳定金融、保障军需民用、推进生产建设、支持敌后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多种经济成分的构成。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构成，鲜明体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征。以陕甘宁边区1944年的经济构成为例：公营经济（包括政府经营的工厂、农场、贸易公司等）约占15%；各种合作社经济（生产、运输、信用、消费合作社等）约占20%；而私营经济（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工商业者等）约占65%。这种“多元经济结构”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框架，使公私矛盾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共同利益基础上获得调节，既保障了战时经济发展，也为未来确定新中国基本经济政策提供了实证经验。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民抗战、建设国家”，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政策，致力于促进社会进步，给国民党政治全能主义的党治文化以极大的冲击。

干部教育制度：储备建国人才。干部是执行路线、落实政策、领导群众的关键。面对大规模开辟敌后战场和建设根据地的需要，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成为当务之急。抗战开始后，陕甘宁边区陆续创办了十几所学校，集中开展干部教育。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抗大，1937年1月由“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称），是干部教育的熔炉。抗大贯彻毛泽东1938年3月5日为抗大同学会题的“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其教育内容以政治教育、军事教育为主，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整个抗战期间，抗大总校及12所分校共培养了10余万名党政军干部，对抗日军队发展壮大和军政素质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

另设专门院校进行特色化教育，如陕北公学（1937年11月成立，培养行政、民运干部）、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成立，培养妇女干部）、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成立，培养文艺人才）、延安大学（1941年9月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培养综合性人才）、延安自然科学院（1940年9月成立，培养科技人才）等。陕北公学在实践中创新出“三三制”教学模式：三个月在校园进行理论学习；三个月深入农村、工厂、部队进行社会调查和实践锻炼；三个月返回学校进行总结、提升，将实践经验升华为理性认识。这种模式有效克服了教条主义，培养出干部较强的实践能力。各根据地还普遍建立干部在职学习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文化、政治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举办社会教育：塑造民族精神与国家认同。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普及抗日救国思想，是巩固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的关键。根据地大力推行“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克服物质匮乏困难，广泛设立小学、夜校、冬学、识字班。如陕甘宁边区1937年仅有小学320所，学生约5600人；到1944年上半年，小学达1377所，学生约3.4万人。冬学运动成效显著，1940年晋察冀边区北岳和冀中区冬学学员达36万余人。其教学内容紧贴抗战与生产生活，多采用识字组、读报组、黑板报、屋顶广播等形式，以适应农村环境和农民特点。根据地普及教育与社会教育都有很大发展。

文艺战线：凝聚民心的号角。文艺工作在动员民众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核心阵地，其师生创作出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等作曲）、秧歌剧《兄妹开荒》（王大化、李波等创作）、《夫妻识字》（马可创作）、大型合唱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等一大批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各种演出团体（如抗敌演剧队、孩子剧团等）活跃在城镇乡村。这些文艺作品深刻反映社会现实，歌颂人民斗争，鼓舞抗战士气。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1938年3月成立于汉口，后迁重庆）等团体，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广泛团结作家、文艺家开展抗战文艺运动，扩大抗战文化影响，发挥了宣传、组织民众团结抗日的重要作用。成千上万的抗日青年和知识分子奔赴民主圣地延安，在抗日革命的大熔炉中经受锻炼，创作出大量鼓舞民族精神和抗战斗志的优秀文艺作品，为推动中华文化的革命性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闻出版：战火中的精神灯塔。报纸、刊物、书籍是中国共产党宣传鼓动工作的最锐利的武器。在极其艰苦危险的环境中，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从无到有发展起来。1937年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将红色中华通讯社更名为新华通讯社；1937年在延安设立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最大出版机构——解放社；1937年创立影响深远的图书发行机构——新华书店，向陕甘宁边区、各抗日根据地及国统区大量发行边区出版的报刊、书籍等。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陆续出版抗敌报刊，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大众日报》《江淮日报》《抗战日报》以及《解放》《群众》周刊等众多刊物，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揭露日军罪行、报道胜利消息、鼓舞抗战斗志、坚定抗战必胜信心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等，成为动员抗战的生力军。最著名的是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在日军频繁“扫荡”的八年里，依靠骡子驮着印刷设备穿插于敌人包围圈中，连续出版的2845期日报，创造了“八匹骡子办报”的战时新闻出版传奇。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国家认同感和政治觉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汇成伟大的抗战精神。这一切文化建设成就，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进步。

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宣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时，这个新中国的制度基因、治理经验、人才储备和社会基础，已经在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拥有近1亿人口的19个抗日根据地扎根、成长，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建国的“地方基础”。这些制度创新闪耀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们既非欧美式制度模式，亦非苏俄式制度的生搬硬套，而是立足于中国大地、回应现实问题的伟大原创性实践，深刻彰显了人民民主原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历史证明，抗日根据地的制度建构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艰苦斗争中探索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既是赢得中华民族解放战争最终胜利的坚强“保障线”，也是抗战胜利后经过“建什么国”的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将日益成熟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推向全国，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铺路石”。它深刻揭示了一个历史逻辑：新中国的诞生，不仅是一场军事和政治较量的胜利，而且是一套制度体系成功运行的胜利，更是坚持抗战建国工作正确方向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