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锦绣太原的悠久历史，人们常提及一首隽永小诗《题童子寺五言》：“西登童子寺，东望晋阳城。金川千点渌，汾水一条清。”这首诗署名“大唐三藏”，看到署名，许多人第一时间联想到西行取经的玄奘法师。但是，“大唐三藏”并非玄奘法师的专属称谓，他也只是许许多多“大唐三藏”中的一位。
《题童子寺五言》：从出土到出版
《题童子寺五言》出土于敦煌藏经洞。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清理莫高窟的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有大量珍贵文物的藏经洞，洞内存有从公元4世纪至公元11世纪的佛教经书、社会文献、刺绣、绢画等文物，总数多达5万余件。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通过哄骗王道士等手段，从藏经洞盗取大量文书和绘画，后又于1914年返回莫高窟，故技重施。两次共计盗取约9000件汉文文献，其中大概3000件完整卷子以及近6000件写本残片。之后，它们被运往英国，秘藏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平日不轻易对外展示，一搁便是数十年。
1954年，大英博物馆将所藏敦煌遗书制成缩微胶卷进行公开发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得知消息后，马上购买了一份。随后，新任馆员刘铭恕利用这些缩微胶卷，精心编成一部目录——《斯坦因劫经录》。这部目录共收6980号文书，文书按照编号顺序依次排列，对于重要的文书，还录入原文或者写上简要说明。这部目录的编纂，对了解和研究敦煌遗书有着重要意义。1962年5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书。此书包含4项内容，其中第2项就是刘铭恕编纂的《斯坦因劫经录》。
英藏敦煌文书S.373号写卷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该写卷正反两面各抄诗5首。人们所喜爱的《题童子寺五言》，就是背面所抄5首诗的第4首，原卷题旁注“在太原，便是北京”。这是该诗首次刊载于纸质图书，由此逐渐广为人知。
《题童子寺五言》为何被认定玄奘所作
S.373号写卷正面抄诗5首，《斯坦因劫经录》的编纂者刘铭恕认定为“李存勖诗五首”；背面抄诗5首，刘铭恕认定为“大唐三藏诗五首”，并说明“显系后人所作，伪托玄奘”。
背面5首诗，刘铭恕为何认为是“大唐三藏”所作呢？因为背面第1首诗，题作《大唐三藏题西天舍眼塔》，因此他便认为紧跟着的4首诗的作者也是“大唐三藏”。而且，他犯了一个知识性错误，以为但凡提及“大唐三藏”，就应该是玄奘。不过，他认为这5首是后人伪托玄奘所作。
1986年，黄永武编纂完成《敦煌遗书最新目录》，该目录收入S.373号写卷的背面5首诗，黄永武直名为《唐玄奘诗五首》。
陈尚君于1987年编纂完成、1992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补编》，也直接确定背面5首诗的作者为玄奘，并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补写了玄奘小传：“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人。十三岁出家，历住成都、荆州、赵州、长安等地。贞观三年西行求法，历游天竺各地，历十七年始还。后住长安译出经籍一千三百余卷。麟德元年二月病逝，年六十五。诗五首。”所谓“诗五首”，就是S.373号写卷背面5诗。
“大唐三藏”并非玄奘的专属称谓
1991年，郑炳林在《敦煌学辑刊》第1期发表《敦煌文书S.373号李存勖唐玄奘诗证误》，他就“大唐三藏”这一称谓提出两点质疑：第一，“大唐”表示时代，既可以指唐代，又可以指五代后唐。第二，“三藏”，指佛教典籍中的经律论。僧众中凡通经者称法师，通律者称律师，通论者称论师，经、律、论皆通者称三藏法师，这种称呼在敦煌文书及《宋高僧传》中有许多明证。因此，不能根据“大唐三藏”这一称谓，就定为玄奘或伪托玄奘所作。
郑炳林发现，英藏敦煌文书S.529号写卷所载《诸山圣迹志》中，引用了S.373号写卷上的3首诗。由于《诸山圣迹志》记载的是后唐时期发生的事，因此郑炳林推测S.373号写卷上的10首诗也应该写作于后唐。他断定：S.373号写卷前5首诗与后5首诗写作时代一致，皆作于五代后唐时期，思想内容一致，包含佛教思想，游历的地点都是佛教名山圣迹。据此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前后10首诗是同一人的作品，这位作者是僧人；第二，他活动时代约在五代后唐时期，因其明经、律、论等佛典，故被时人称为“大唐三藏”。不过，因目前资料缺乏，还考证不出这位僧人是谁。
“三藏法师”的称谓在当时很常见。山西稷山县均安村有一通石碑《颂北周延寿公于寔功德碑》，碑阴和碑侧刻供养人名单，总计435人，每人标明其身份，其中僧人135人。僧人中，称“三藏法师”的，高达66人，如绛州三藏法师奕、平阳郡三藏法师润、闻喜县三藏法师慧等，涵盖今运城、临汾两地。从名单中我们看到，在北周时期，不仅每个州郡，就连一个县级地区都有几个“三藏法师”。该碑立于北周保定元年(561)，离唐贞观三年(629)玄奘法师离开长安、赴印度取经的时间也才60多年。因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贞观时期，大唐应该遍地都有“三藏法师”。甚至可以说，整个唐朝，以至五代后唐，也到处存在“大唐三藏”。
“大唐三藏”很可能是僧人范海印
1992年，《敦煌碑铭赞辑释》出版，郑炳林在书中明确了写出《题童子寺五言》的“大唐三藏”很可能是僧人范海印。范海印，活动于五代后晋、后唐时期，济北郡(今山东聊城一带)人，幼年出家于敦煌，弱冠之初，就在释俗界有较大影响，曾游历全国诸多佛教圣山，并到西域、印度等地寻普贤神踪，询求如来圣会。因明经、律、论等佛典，又身逢后唐，故被人称为“大唐三藏”。约923年至925年，范海印在太原、五台山等地游历，并写下纪游诗。这些诗不仅记录着佛教圣迹的清幽，更藏着一位游僧对山河的细腻观察。
S.373号写卷的正面抄有另一首写童子寺的诗《题北京西山童子寺七言》，郑炳林认为也是范海印所写：“昔时童子慕清闲，今古犹传在此山。百派峥嵘流海内，千溪山屼透云间。猿啼岭上深幽静，虎啸岩边去复还。愐想翠花崚谷变，空留禅室喜登攀。”
当然，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徐俊在2000年出版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认为，郑炳林的推导过程，存在较大的想当然成分，根据不足。他得出结论：“大唐三藏”是否指玄奘，需要作进一步考察；即使“大唐三藏”指玄奘，亦不排除其诗仍有伪托的可能。
行笔至此，我们只能说，《题童子寺五言》究竟何人所作尚难定论。但在梳理过程中所呈现的一幕幕历史图景，比诗歌的归属更让人回味。文物遗产的颠沛流离，让人嗟叹，催人奋发；“大唐三藏”的称谓迷雾，打破了人们对历史的简单认知；学术探索的艰难曲折，让我们意识到，专家也是人，也会犯知识性错误，也会各种想当然，得出经不起推敲的结论。那些尚未解开的谜题，激励着我们在追寻真相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永不停歇。
